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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娴熟拿捏朝廷“面子”

作者:盛斯才 来源:文史天地 时间:2020年12月03日 10:25:40 阅读 

说李鸿章是晚清“第一重臣”,应该不算虚传。1901年李鸿章病逝之际,正在从逃难地西安返京途中的慈禧,得到消息后慨然长叹:“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对1861年咸丰晏驾热河就掌握朝廷大权的慈禧而言,李鸿章不仅可以托付国事,甚至是唯一可以托付的人。

李鸿章却从来就不是朝廷的“应声虫”,他在一系列军国大事上,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主意。八国联军入京时,身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面对慈禧向西方十一国开战的诏书,竟敢对以“此为乱命,粤断不奉”。这当然是最极端的例子。李鸿章对朝命的敷衍拖延乃至拒不从命,采取的多是非常机巧的策略,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娴熟拿捏朝廷的“面子”。

拿朝廷“面子”做文章

还在曾国藩幕府作为刀笔小吏的时候,李鸿章这种敢于和善于拿捏朝廷“面子”的能力,就已经展露出来。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逃避热河。在此期间,咸丰降旨,要曾国藩速派鲍超部“霆字军”进京勤王,拱卫京师。此时,湘军与太平军的作战正处于相持阶段,且战事并不顺利,兵力本来就不敷使用。鲍超之所以被咸丰看上,是因为“霆字军”作战勇猛、战无不胜。若派鲍超进京勤王,湘军与太平军的作战,形势将更加险恶。若不派鲍超进京勤王,就有“抗旨”之重罪。

左右为难之际,曾国藩与幕僚商量,多数人主张遵旨派兵,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李鸿章分析说:洋兵入京,不过为了金帛议和,与中国通商,并无取而代之之意,对朝廷的统治不会有什么不利,不如按兵请旨,静观其变。曾国藩采纳李鸿章的意见,一边按兵不动,以拖延时间;一边向朝廷堂皇建议:鲍超匹夫之勇、人地生疏,难以胜任进京勤王之任。朝廷是否考虑在曾国藩和湘军另一统帅、湖北巡抚胡林翼两人之间,酌选一人率兵入京,才可济事。这样书来信往,赢得了时间。很快,曾国藩接到朝廷新的旨意:朝廷与英法已经议和,英法已经退兵,湘军无须派兵北上了。

在这里,李鸿章的建议巧妙地利用朝廷的“面子”,达成了拖延时间避免湘军分兵北上的目的:朝廷的安危大过天,进京勤王是多么重大的事情!鲍超何堪如此重任?只有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湖北巡抚胡林翼这样的重臣,才够进京勤王的资格。皇上就在这两人之间选派吧,微臣万死不辞。

把朝廷“面子”挺在前面

1861年下半年,太平军在浙东和浙西连战皆捷,兵锋直逼杭州和上海。上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埠,此时的上海已是十里洋场、中外杂处、富庶繁华,有“天下膏腴”之称。上海受到太平军威胁,官绅惊恐万状,于是派代表到已经被湘军克复的安庆,向两江总督曾国藩请援。对于长年困于粮饷的曾国藩而言,对上海这块“天下膏腴”不能无动于衷。曾国藩先是想让自己的九弟曾国荃率部前往,但曾国荃专于要摘获夺取天京的大功而拒不从命。

这样一来,李鸿章的机会来了。李鸿章不负师望,短短两个多月就在安徽老家招募起一支数千人的队伍。曾国藩还从湘军中抽调兵将,将张遇春、李济元、程学启、腾嗣林、陈飞熊和马先槐等部,慷慨地交给李鸿章统辖。李鸿章得以建立起多达14个营的淮军。1862年3月4日,李鸿章的淮军成军并乘坐火轮船开赴上海。

北洋新军中的淮军.jpg

北洋新军中的淮军

李鸿章率淮军抵达上海后,凭借新建淮军的旺盛士气,以及上海官绅的鼎力支持,巧妙利用外商担心太平军破坏上海业已成型的商业秩序以获得其支持,很快在上海打开局面。在洋人统领的洋枪队的支持下,李鸿章的淮军不仅多次击溃太平军对上海的进攻,而且收复周边不少地区,形势对李鸿章和淮军非常有利。

但是,由于曾国荃急于争夺打下金陵的头功,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执意率自己的“吉字营”孤军挺进金陵城外的雨花台。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立即率20万大军赶往金陵,以解天京之围。

清军在江苏本来就兵力不足,李秀成的驰援使得江苏战场更趋紧张。清廷两次下旨,要求李鸿章率部赶往战略要地镇江,加强防守。对于李鸿章的坚守上海,朝廷指责是“苏省士绅之言,恐有偏私,李鸿章必当审察定见,不可过信”。第二次更严旨指出:“前次叠谕李鸿章赴镇,与江北各军联络一气。著即恪遵前旨,前往镇江整顿一切。大局所关,该署抚(此时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必不敢迟延贻误也。”

李鸿章正在全力防守上海,对于分兵前往镇江,自然是一百个不愿意。但是,朝廷旨意如此峻切,直接抗命断不可行。那么,怎样巧妙地将这个自己不愿执行的任务推卸掉呢?

首先,李鸿章承认围攻金陵的兵力确实不足,所以“未能制其死命”。李秀成率部来援,自己愿意、也应当率兵前往镇江,“臣深代悬虚,亟欲驰往镇江,就近援助”。这样说的主要意思,就是承认朝廷要他驰援镇江的正确性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接着李鸿章就笔锋一转,推说自己所部只有数千人,“分两处则均不得劲,专一路则尚可自立”。也就是说,就我这点兵力,专守上海或者镇江,勉为其难;但如果两者兼顾,就会两处都误事。

对于上海的洋枪队,朝廷一直担心其为太平军所用。李鸿章针对朝廷这一弱点大做文章。他说上海官民一直都是靠洋人保护,在太平军人数不多的时候,洋枪队就敢于与太平军对抗。当太平军人数一多的时候,洋枪队就按兵不动。现在如果将进驻上海的淮军调往镇江,洋枪队势必独木难支,上海的安全可就难保了。

针对朝廷旨意中有关“苏省士绅之言,恐有偏私,李鸿章必当审察定见,不可过信”的说法,李鸿章直言:“军事以得民心为本。”言下之意就是“士绅之言”即是民心,怎么能说是“偏私”呢?接着,李鸿章自我表功说:“我虽没有什么大本事,但到上海后还是赢得了一些民心军心,已成一定威望。现在如果离开上海,即将大失民心军心所望。一旦军心动摇、民心不稳,强敌环伺的上海可就危险了啊。”另外,作为江苏巡抚,负有筹措军饷的重责,上海可是每月20万饷源之地啊,作为江苏巡抚岂可放弃?

最后,在申明利害和权衡利弊之后,朝廷终于不再强逼李鸿章出兵驰援镇江。李鸿章明明是抗旨,却巧妙地在肯定朝廷旨意正确无疑的前提下,将出兵镇江的要求化解于无。因为肯定朝廷旨意正确无疑,很好地照顾到了朝廷的“面子”,而后据理辩驳,使朝廷知难而退。而李鸿章,也得以坚守上海这一块富庶的“膏腴之地”,不为他人所取,并凭借它获得以后的作战胜利。

失信杀降巧妙维护朝廷“面子”

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江南重镇,更是太平天国苏福省省会。太平军忠王李秀成长期经营此地,防守十分严密。1863年春,李鸿章的淮军在戈登率领的洋枪队“常胜军”的配合下,陆续攻下常熟、太仓、昆山、吴江和江阴等地,于该年11月中旬兵临苏州城下。

苏州太平军在主将慕王谭绍光的率领下浴血奋战,官兵进攻屡屡受挫。李鸿章觉得强攻代价太大,转而采取招降太平军守将的计策。谭绍光手下的太平军 “四王”和“四大天将”与谭绍光历来不和,自知不敌清军。在李鸿章安排的招降计策实施后,同意以斩杀谭绍光为“见面礼”投降清军。为了让太平军守将放心,保证太平军降将的安全,李鸿章甚至拉出洋枪队统领戈登作保。1863年12月4日,以郜永宽为首的太平军“四王”和“四大天将”趁在慕王府议事的机会刺杀谭绍光,并割下首级送达李鸿章部将、也是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处,随后大开苏州城门迎接清军入城。清军诱降成功,兵不血刃地拿下苏州城。

但是,李鸿章没有遵守不杀太平军降将的诺言,而是设计将所有太平军降将残忍杀害。洋枪队统领戈登得此消息,勃然大怒,要找李鸿章算账。李鸿章闻讯立即躲藏了起来。为了表彰克复苏州的有功人员,戈登等洋枪队成员亦受清廷重赏。但是,由于戈登对李鸿章杀降将的行为极为不齿,坚决不接受清廷的赏赐。戈登拒绝朝廷赏赐,这可是对朝廷的巨大侮辱,对堂堂华夏“礼仪”的大不敬。如果如实向朝廷奏报,不仅大伤朝廷“面子”,李鸿章作为专办人员,也断然脱不了干系。既要不伤朝廷“面子”,还要把事情说得合乎情理,这个学问委实不小,但这难不倒八面玲珑的李鸿章。在奏折中,李鸿章把戈登拒赏说成戈登自以为“外邦小臣叨沐殊恩”,感激又惭愧,而现在军饷紧张,所以“不敢滥膺上赏,虚靡帑项”。故要求将皇上的赏银“暂存”李鸿章处,并表示将在自己回国之时,将赏银作为盘缠,“自应敬谨领受”。

事实上,对于李鸿章杀降而导致的戈登大怒,这么大的事朝廷不可能一无所知。但是,李鸿章在奏折中对朝廷“面子”的巧妙维护,朝廷当然是领情的。总的来说,朝廷的“面子”靠臣下细心维护;臣下维护了朝廷的“面子”,也就是尽了作为臣子的本分。

兴办洋务小心朝廷“面子”

李鸿章在华洋杂处的上海浸淫日久,以及亲自体验洋枪洋炮和坚船利炮的厉害,深知中国欲自强,必须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在洋务运动中,开设电报局、开办轮船招商局、开采煤矿和修建铁路等,都倾注了李鸿章无数心血。但是,由于晚清满朝文武大多颟顸无知而又固执于“天朝上国”的脸面,直接提学习西方是非常犯忌的。对此,李鸿章煞费苦心。以开办轮船招商局为例,李鸿章既要实现自己的计划,又要照顾朝廷的“面子”,其左右为难和良苦用心,令人慨叹。

晚清朝廷一直禁止私人创办新型企业。1872年,李鸿章为了突破官方一无资金、二不会经商,而有资金、有经商才干的商人又没有合法办企业的权限的困境,“遇到红灯绕道走”,想出“官督商办”的变通办法,即由政府出面、商人出资兴办近代企业,“官为维持,商为承办”。在轮船招商局创办成功之后,李鸿章又创办了“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官督商办企业。

1896年6月,李鸿章与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在汉堡会面.jpg

1896年6月,李鸿章与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在汉堡会面

事实证明,李鸿章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轮船招商局创办不到10年,货轮由开始时的4艘发展到30余艘,总装载量达到24万吨。经过激烈竞争,轮船招商局甚至打败了西方企业。1877年,轮船招商局收购了美国商人旗下的旗昌公司的全部业务。仅1873年至1876年,外国航运公司收入总共减少了492万两,其中中国商人少付给外国商人13.6万两。李鸿章奏报朝廷:“创设招商局十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成,此收回利权之大端”。

虽然轮船招商局取得巨大成功,却受到保守派的大肆攻击。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上奏弹劾招商局“归商不归官,局务漫无钤制,流弊不可胜穷”,要求收归官办。王先谦的弹劾,引来强烈呼应。保守派的说辞各色各样,但九九归一就是“不算经济账,专算政治账”,也就是宁可“政治正确”,不讲经济得失。面对汹汹质疑,李鸿章必须给出回应。1881年3月,李鸿章上折反驳王先谦,列举了招商局开办后的成绩,强调正是招商局使得洋人在长江水运所得之利大为减少,因此“其利固散于我中华,关于国体商务者甚大”,当然使得统治者的政权会更加稳固。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李鸿章采用“中华”而非“华商”,其用意非常巧妙。如果用“华商”,让人直接想到的是私人和少数人,而用“中华”则代表的是朝廷和国家。“中华”得利当然也就是朝廷得利、国家得利。一字之选,李鸿章煞费苦心。为的是在维护朝廷脸面的同时,巧妙地利用朝廷的“面子”。无论是哪个保守派的权臣,自然都不敢从朝廷与“中华”之间寻隙进行攻击。正是因为李鸿章的巧妙辩驳,使得他的观点,得到权力越来越大的“总理衙门”的支持。轮船招商局得以继续官督商办,而未被收归官办,保证了它的正常有效运行。

一个认为“面子”比“里子”更加重要,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以“面子”为重而宁可放弃“里子”的封建王朝,走向衰败没落是必然的。鸦片战争之后,面对国门被迫打开,西方列强环伺,对外交往日益增多的事实,1861年,恭亲王奕䜣上奏“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朝廷的回复是同意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加入“通商”二字,是因为清廷仍然不愿承认世界各国与天朝的平等地位,所设机构仅限于处理“通商”这样的低层次事务性问题。奕䜣再次上奏,陈明必须略去“通商”二字的重要性,朝廷才同意改名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尽管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实际上仍然主要办理通商事务。而且,与洋人和洋商打交道的事情,并不能直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是由两江总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后来,因为与洋人打交道的事情不仅限于通商,于是改变为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仍由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兼任。晚清朝廷没有想到的是,这样做朝廷的“面子”是保全了,但实际上是将外交大权这种本应由中央政府掌握的权力,拱手交给了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这样的地方官了。这种“外重内轻”的权力转移,导致的是中央权力的日益空心化。其最终的结果是,中央政府成为一棵树心被完全蛀空的大树,表面上看起来威严耸立,但是,武昌起义的一阵轻风,就把它彻底吹折了。

【知名文史学者】

责任编辑/王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