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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根据地是如何打赢经济持久战的

作者:卢 勇 郭洁宇 来源:文史天地 时间:2020年11月25日 11:15:04 阅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正式打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同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由此成为敌后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以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主要代表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广阔的敌后战场“开疆拓土”,建立起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像一把把利刃直插敌人腹心,成为了支持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基地。抗日根据地多建立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地、平原以及河湖港汊地带,经济落后,条件艰苦,难以负担抗战军民的生存需要和应对敌人的疯狂进攻。党领导根据地人民群众创造性地将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运用到经济战线,建立了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不但发展了根据地经济,而且逐步拥有了与日伪、国民党进行经济战的能力。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战烽火的淬炼中“越抗越大”,最终发展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抗日根据地在经济战线取得的伟大胜利。 

金融突围:打破封锁换羽新生

货币驱动着经济的车轮,驾驭着战争的步伐。如果把金融比作经济的血液,那么货币就是造血干细胞。一个政权要想获得保持肌体正常运转的造血功能,货币发行权不可或缺。抗战时期,面对敌、伪、顽的封锁和围堵,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在冲破法币限制、坚决驱逐伪币的斗争中,筑起了金融抗战的坚固长城。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后,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在一路风尘后迎来了新的曙光。全国抗战爆发后,为顾全统一战线大局,边区政府同意收回原苏维埃银行货币,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成为了边区唯一合法货币。1937年10月1日,国家银行西北分行以不公开的方式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从此成为边区金融调剂的中心和抗战红色金融中枢。但边区银行作为政府的“出纳员”,仅负责领取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并维护法币的流通,不得独立对外开展业务。 

陕甘宁边区银行.jpg

陕甘宁边区银行

为了应对启动资金不足的拮据局面,边区银行管理者从存量资金挖掘和增量资金拓展两方面“双管齐下”,一方面寻找抵押进库的首饰等物品,以充实银行资金储备;另一方面让贸易资金经过银行渠道流转并沉淀下来。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建立独立金融体系的尝试,突破口首先在辅币的发行上打开。 

当时,国民政府供给的多是1元以上的主币,辅币短缺造成边区法币流通受限,甚至出现了老百姓拿邮票代替辅币交易的现象。为了解决辅币缺乏的问题,从1938年5月起,边区银行开始以所属合作社——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面额有2分、5分、1角、2角和5角五种,后又增发2角5分和7角5分两种辅币。7角5分这种世界金融史上独特的货币面额,既可代替主币使用,又可避免给国民党以寻衅的口实,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既联合又斗争的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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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

有人说,货币发行是最隐秘、最难驾驭的权力,谁发现了货币的秘密,谁就把握了制胜的先机。当年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统一货币,消除军阀经济割据,是下了血本的。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担心边区发行货币,会独立于法币体系之外,给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写信,就“光华商店代价券”一事进行质问。由于南京政府难以提供足额辅币,各地方势力也纷纷发行小额辅币,正所谓法不责众,“光华券风波”最后不了了之。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完全停止了向边区的财政拨款。随着战争消耗增大,国民政府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开始滥发纸币,原本在1935年到1939年相对坚挺的法币由于狂印滥发而迅速贬值。国民政府向边区和抗日根据地投放大量法币,抢购物资,企图将通货膨胀的恶果转嫁给共产党。在财政厅厅长南汉宸的建议下,边区政府于1941年1月30日发布了《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开始发行边币、驱逐法币,建立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 

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法币并不甘心退出边区市场,反而因为边区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法币和边币的兑换比值,使得“外汇”黑市交易屡禁不止。为了驱逐法币,净化边区金融环境,1941年3月,刚刚走马上任的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针对边币信用不高,“外汇”黑市盛行的现状,设立货币交换所公开挂牌交易。边区银行根据市场供求调节牌价、调剂余缺,打击货币投机,实现了消灭黑市、稳定边币币值和活跃“进出口贸易”的目标。

随着人民军队挺进敌后,共产党建立的金融机构也逐渐从陕甘宁边区一隅之地进入了华北、华中、中原和江南的广大地区。和边区金融斗争不同,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仅面临着国民党的金融封锁,还要经受日寇残酷的金融浩劫。

设立于张家口市的伪蒙疆银行发行的“蒙疆券”.jpg

设立于张家口市的伪蒙疆银行发行的“蒙疆券”

日军占领华北、华中和华南后,为达到“以战养战”的险恶目的,先后扶植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和中央储备银行等伪金融机构,企图通过发行伪钞,强行收购和掠夺物资,扰乱金融,破坏经济。一时间“军用票”“蒙疆券”“中储券”等伪币充斥金融市场,敌后根据地成为了日伪包围中的“经济孤岛”。

汪精卫伪政府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券”.jpg

汪精卫伪政府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券”

此时,身在陕北的毛泽东运筹战略全局,亲自指导抗日战场上的货币大战。在1938年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示孤悬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要有计划地同敌人发行日币及破坏本币政策作斗争,允许被割断区设立地方银行发行纸币,并由国家低利借贷,协助生产事业的发展和商品的流通”。于是,在晋察冀、晋西北、晋冀鲁豫、华中和山东革命根据地,晋察冀边区银行、兴县农民银行、冀南银行、江淮银行和北海银行等红色银行纷纷涌现。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用法币套取外汇的渠道被卡死。于是他们变换手法,把控制下的几十亿法币送到国统区和根据地来套购物资。法币源源不断地流入,根据地的物资滚滚流出,造成的经济损失比敌人的残酷“扫荡”还要厉害。仅在1942年,流入山东根据地的法币就高达几亿元,根据地一时间被卷入了通胀的恶浪中。 

此时,薛暮桥(中共党员,当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临危受命,一场富有中国智慧的“红色货币变革”在山东革命根据地迅速展开。这位毕业于“监狱大学”的红色金融家进行了一次大胆的金融创新——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来稳定物价。巧合的是,30年之后的美国,在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说影响下放弃金本位制,开始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来稳定物价。日后西方经济学界名噪一时的弗里德曼,在薛暮桥主持实施抗日根据地货币变革时,还是一名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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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学界泰斗薛暮桥

薛暮桥货币理论完全来源于实战。他要求每发行1万元货币,至少用5000元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和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他就出售这些物资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在他看来,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做货币的准备发行,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

“物价本位制”这个充满东方智慧的天才创意一度让人捉摸不透,但是却在对日货币战中屡试不爽。银行发行货币,必须把一半交给新成立的根据地工商局,用于收购产品。工商局随时吞吐物资,调节货币流通,在“驱逐法币、稳定物价”的金融战中不辱使命,确立了红色货币在根据地的统治地位。到1943年下半年,各地物价普遍下降,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边币在与法币、伪币的斗争中笑到了最后。

实业角力:奋发自强勇克时艰 

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战争打的是家底,实业是战争的支撑,共产党一贯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 

抗战初期,边区政府为了恢复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创伤,积蓄抗日力量,开始执行“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的政策。来自国民政府、苏联以及爱国华侨的有限援助,给边区的经济寒冬带来了一丝暖意,但是对于消耗巨大的战时经济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令人欣喜的是,在与民休息的政策导向下,根据地逐渐恢复了经济活力。

为了保证持久抗战中的粮食供给,边区政府颁布了《征收救国公粮条例》,对应缴数量以及征收办法做了严格规定,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根据地各阶层的生产热情、抗战热情在“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下被调动起来。

1940年起,边区灾荒频发,出现了30年不遇的农业衰退,军政人员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被盖、没有纸用,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更加糟糕的是,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不仅断绝了对边区的财政拨款和援助,而且还对边区采取“封锁”和“围困”政策,叫嚣“一斤棉花、一尺布也不许进边区”。此时,日军对抗日根据地执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一边是国民党军队严密的封锁,一边是侵华日军残酷的“扫荡”,抗日根据地面临生死考验。  

为了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坚持抗战到底,中共中央采纳党外人士李鼎铭的建议,实行“精兵简政”,坚决肃清铺张浪费现象,同时实行“合理负担”的统一累进税率,优化财税结构。

陕甘宁边区军民响应党中央“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成为了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

边区各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陕北广阔的沟塬梁峁安营扎寨,向荒山野岭要粮。1941年春天,八路军三五九旅分四批,高唱着“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建设保卫党中央”的战歌,浩浩荡荡开进了南泥湾。1942年边区政府向农业投资增加1000万元,其中仅延安等7个县就发放农业贷款158万元,帮助农民添置了4980件农具,开垦荒地10万亩。经过四年耕种,昔日满目荒凉的“烂泥洼”,变成了一块块良田。  

面对敌人封锁、地域狭小和经济单一的实际,在大生产运动中,生产合作社这种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出现的经济组织形式将根据地零散的人力物力财力组织起来,使得人与人、村与村、乡镇与乡镇之间建立起紧密的经济网,进行统一的生产和销售,社员从中分红,大大提高了根据地的生产力。   

根据地贫瘠的土地在大生产运动的催化下,开始释放出巨大的经济能量。从1941年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180万亩,增产粮食47万担,公营工厂发展到62家。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自给率就达到了60%以上,1943年生产自给率更是达到了100%。边区农民在这一年已经不需要缴纳抗日救国的公粮,边区财政也开始出现结余。经济上的成绩对军事力量的补充在1944年体现得最为明显,当年全国19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基本度过了困难时期,根据地人口增长到8000万人,正规部队发展到47万人。 

为了扩大国防生产,充实抗战力量,边区政府设立了军事工业局,任命滕代远为局长、李强为副局长。边区兵工厂、机械厂、石油厂和修理厂等,以及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印刷、造纸、皮革、玻璃、肥皂、兵工和化学纺织的工厂,在边区政府的倡导下,经过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的艰苦创业陆续建立起来。 

人们常说:“盛世古董,乱世黄金。”此时在胶东半岛的招远玲珑金矿,一场秘密的黄金争夺战正在上演。侵华日军占领华北后,为实现“以战养战”的罪恶目的,开始对“金都”招远的黄金资源进行大肆掠夺。为保证延安红色政权的抗战经费需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胶东特委和胶东八路军“虎口夺金”。

中共胶东区工会工作人员潜入日军控制的玲珑等金矿,秘密建立抗日组织。在他们的领导下,矿工们和日伪军进行了机智灵活的斗争,有时用烂石头换下高品质金矿石,有时干脆在矿井下将金矿石砸碎带出来,甚至出现“同一座矿山,鬼子在南边掘进,中共在北边挖洞”的状况。

胶东军民从虎口夺下来的这些黄金,除满足自己的经费使用外,大部分都运往了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军区所在地——沂蒙山区,然后转运延安。从胶东到沂蒙,大部分路段是日军的占领区,为使黄金安全运送到目的地,胶东特委和八路军在兵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选派精干的八路军战士,身穿特制衣服,将黄金装在衣袋里,送往延安。八年抗战中,胶东军民向中共中央“贡献”了黄金13万两,没有一两因战丢失和遗落,更没有一人携金叛逃,成为保障中共抗战事业经费需要的一个重要来源。

贸易拉锯:惠通内外逆势壮大

贸易在和平年代是经济交流的纽带,在战争年代则成为战斗搏杀的武器。抗战时期,敌后的贸易线成为了支撑抗战的生命线。在不见硝烟的贸易战场上,共产党领导下的贸易战书写了别样风流。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在日本的诱降下,国民党开始加强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并对边区实行货物“统制”管理。棉花和布匹等生活必需品被强制禁运,一些奢侈品和迷信用品被大肆倾销,军队和特务还在封锁线上进行抢劫和没收进入边区的货物。客商资本纷纷撤资,边区商业陷入萧条。

针对国民政府的经济封锁,边区政府采取了“对外调节、对内自由”的贸易政策。一面调剂区内生活必需品的余缺,实行食盐统销和烟酒公卖;一面奖励和保护私人工商业的发展。此时具有政府背景的光华商店成为了惠通边区内外的重要经济机构。光华商店不仅承担大量购入边区军民所需商品物资的任务,还负有组织边区土特产出口和平抑物价的职能。

除了建立公营商业外,边区政府还大力支持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的发展。消费合作社的数量和股金迅速增加,没有了中间商赚“差价”,广大群众受惠良多。“贸易自由”政策的坚定推行,使边区“进出口贸易”一片红红火火。 

当时,边区有三宝:毛皮、甘草和食盐。由于毛皮产量有限,甘草搬运困难,食盐成为了边区最大的财源之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内许多大食盐区相继沦入敌手,海盐断绝,淮盐和潞盐减少,食盐的供应发生了困难。西南依靠川盐,西北和中原依靠宁夏和青海的盐。由于青海路途遥远,运输困难,宁夏盐产量不多,供不应求。于是边区的盐就居于重要地位,特别是三边以及绥德的十里盐湾,开采历史悠久,储量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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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十里盐湾

1940年以前,边区的盐业生产,基本上是由盐民自由开采,政府没有专门管理食盐的机构,只有三边的税务局收取少量盐税。1940年,边区遭盐荒,影响了边区内外的食盐供应。同时由于外援的断绝,食盐成为了平衡边区“进出口贸易”和“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盐业才开始为边区政府所重视。  

边区政府实行以“军队生产为主,盐民产盐为辅”的方针,派遣4000名留守兵团官兵开赴盐池打盐,又采取了“官收官卖,民用民销”的办法,盐民有盐不愁卖不出去,生产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到1941年,边区军民共生产盐62万驮(每驮150斤)。为了发展食盐运销、转运和调剂粮食,边区政府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专门拨款修路,极大改善了边区的交通状况。1942年至1944年,轰轰烈烈的“修路运动”在边区开展,形成了以延安为中心的公路和大道交通网络。边区食盐远销各地,逐渐成为了制约敌、伪、顽的“贸易战略武器”。 

山东根据地在敌军对贸易的破坏下“如法炮制”,开始把海盐和花生油这两样根据地富有而敌占区亟需的战略物资作为贸易斗争的重要手段。

根据地工商局实行海盐专卖政策,赶走中间盘剥的盐商,由工商局所属盐店统一收购,同时降低盐税,鼓励老百姓加入食盐的生产和运输,并保证他们的合理收入,有效避免了盐民偷税抗税的事件发生。此外,工商局还巧妙设计了“梯次盐价”的销售策略,越靠近敌占区盐价越高。在与敌占区接壤的地区,盐价提高了50%,既保证了根据地核心区的盐价低廉,有利于百姓的日常生活,又增加敌占区获得食盐的代价,从而最大可能增加了根据地收入。 

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花生油是市民生活必需品。工商局以私商的身份,将收购的花生油销售到上海,换取根据地紧缺的工业用品。驻沪日军对花生油的来源心知肚明,但因为市场需要,只得听之任之。由于工商局采取有力的贸易措施,实行战略物资专买,根据地对外贸易大量出超,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换回各地急需的各种商品。这样工商局对北海币的币值与物价稳定控制起来得心应手,有力地支持了货币斗争。

在与日伪进行多次贸易博弈后,山东根据地从抵制法币、保护贸易的战略防御,转入了扩张“北海币”(抗战时期,我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的流通域、套购敌占区物资的战略反攻。敌占区商家认识到了北海币稳定保值的优势特点后,很乐意持有北海币。北海币作为外汇储备,开始在敌占区扎下根来,并可有效调动敌占区的资源为我所用,大大提高了根据地货币战争的作战能力,为根据地的财政收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持续八年的全国抗战,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军事领域,而且在经济战线,领导了另一场“人民战争”,夯实了持久抗战的物质基础,保障了战争供应,使得抗日根据地成为了支持民族解放的战略基地和坚强堡垒。日本“以战养战”的政策在持久消耗战中最终彻底破产。

【卢勇,国防大学教授,大校;郭洁宇,国防大学硕士研究生,武警上尉】

责任编辑/王封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