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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不同时期领导的群众卫生运动

作者:黄华平 来源:文史天地 时间:2020年11月30日 14:46:38 阅读 

从土地革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作为努力奋斗的方向。在疾疫丛生、缺医少药的艰苦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善于将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疫工作当中,开展了广泛、深入和持久的群众卫生运动,在不同时期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群众运动的典范。

一、土地革命时期的群众卫生运动

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地处山区,经济文化落后,卫生条件极为恶劣,加上国民党连年的“围剿”,战场上留下来的许多尸体得不到掩埋,造成了疟疾、痢疾、疥疮和下腿溃疡等疫病广泛流行。红军指战员减员严重,苏区群众也饱受疫病的折磨,疫病成为当时“苏区的一大仇敌”。

为迅速遏制传染病的传播,保障工农兵群体的健康,1932年1月12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召开第四次常委会议,毛泽东主持这次会议,专题讨论卫生防疫问题, 最终达成“为保障工农群众的健康,防止疫病在各地传染起来”的共识,决定“举行全苏区防疫卫生运动”,并指示军委会军医处拟定办法和条例。1932年1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了《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动员令,要求各级政府、红军应当领导群众去做防疫的卫生运动,各群众团体要领导群众积极参加这一运动;各红军部队的医生同志要努力来研究许多防疫的方法和药品,努力向群众做卫生宣传工作,指导各地卫生运动。3月,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了《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 实行防疫的卫生运动》训令,同时附带有《卫生运动指导工作纲领》,中央苏区群众卫生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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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中华》发表社论《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

1933年春季,中央苏区传染病又来势汹汹,党和苏区政府更加重视,于3月颁布《卫生运动纲要》,明确指出苏维埃是工农自己的政府,它要注意解决工农群众一切切身痛苦,污秽和疾病是它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号召全苏区各地方政府、各群众团体,领导人民群众一齐行动起来,向污秽、疾病以及迷信守旧思想习惯作坚决的斗争。要求各地方政府在城市、乡村、机关和部队都要组织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卫生小组,每个卫生运动委员会设主任1人,委员会7至11人,卫生小组公推组长1人,负责动员本地区群众卫生运动。中央苏区卫生管理部门编印了《健康报》《红色卫生》《卫生员讲话》等卫生报刊,印发了《防疫简则》《卫生简则》《卫生注意守则》等小册子。《红色中华》还刊发疾病预防小常识,如“天花预防法”“预防流行性脑膜炎”“疥疮预防法”和“冻疮速冻法”等,向广大苏区红军指战员和群众宣传卫生防疫基本知识,强化对卫生防疫重要性的认识。各级苏维埃政府还组织工会、贫农团、少先队等团体,以夜校、小学、识字班、俱乐部、墙报、唱革命歌曲、张贴标语和演卫生话剧等渠道和方式,用浅显易懂、形象生动的语言宣传卫生防疫知识。1934年3月,中央苏区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下设宣传、疗养、设计、总务各科及隔离所等组织,贺诚为主任,从中央到省县乡镇各级均设防疫委员会。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不久,便开展了以防疫为重点的卫生防疫周活动,从3月16日至22日,苏区各地军民普遍进行了卫生大清扫,开展疏通沟渠、灭蚊灭蝇、捕鼠毒鼠、深挖水井、修建土厕和掩埋尸体等群众运动,并规定凡有传染病人的地方都划为疫区,禁止在疫区内开会、演戏、进行集市贸易等,收到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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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在为居民打扫卫生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群众卫生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也是疾疫频发,其中疟疾、痢疾最为严重,天花、霍乱、鼠疫、伤寒、斑疹伤寒、流行性感冒、回归热、麻疹和水痘等传染病也时常发生。日军在根据地多次进行残酷的大扫荡,肆意烧杀抢掠,施放毒气、细菌弹等,更是导致了瘟疫大流行,致使根据地人口大量伤亡。在晋察冀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疫区瘟疫死亡人数严重时占到总人口的15%左右,平均家家有病人,户户有病故的人,一些村庄出现死绝户,特别是少年儿童的感染率、死亡率较高。

为改善环境、移风易俗、保障健康和减少疾病,争取抗战的胜利。抗战全面爆发不久,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即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加强卫生宣传,组织军民开展广泛的群众卫生运动。1939年4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发表社论《把卫生运动广泛的开展起来》指出:“我们以后必须更广泛有计划的在全边区来热烈地进行卫生运动,把这一运动和抗战与生产更密切地联系起来,使之有更大的收获……把我们的卫生运动广泛地推动起来,这是不可缺少的伟大的抗战工作的一部分。”1939年9月30日,晋察冀军区发出命令,要求全区部队切实开展防疫工作,把消灭疾病看作紧急战斗任务,深入发动群众,形成广泛的运动。1940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延安防疫委员会,李富春任主任,刘景晏为副主任。党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了防疫会议,以防疫委员会为延安防疫运动中的最高领导机关,制定防疫措施。边区各单位建立防疫分会,开展了以灭蝇、灭鼠,防止鼠疫、霍乱等传染病为中心的军民卫生运动。1942年2月15日,晋察冀边区边委会召开首次军政民卫生联席会议,军区卫生部代表、各群众团体代表暨边区政府代表等参加会议,研究落实防疫卫生工作。会议首先通报了上年秋天以来疾病蔓延的态势,分析了疫情仍有可能严重流行,要求全边区军政民密切注意,主动预防,开展春季防疫卫生运动。 

1949年东北解放区开展捕鼠灭鼠运动.jpg

1949年东北解放区开展捕鼠灭鼠运动

党和根据地政府,则利用各种形式进行群众性卫生知识宣传教育。边区卫生处在各地庙会之际,会组织秧歌和戏剧表演,宣传卫生。如甘肃庆阳桃花山三月初一庙会,即有陇东中学、庆阳完小联合组成的秧歌队,又有庆阳八一剧团分别演出带有卫生知识的秧歌和戏剧。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后,专门开辟了卫生宣传专栏,定期刊登各地区的卫生工作报告、成绩和卫生工作经验,请医药专家撰写防病常识,介绍各种传染病防治办法。1942年8月,晋察冀军区创建了《卫生建设》杂志,刊发了大量工作信息、领导言论、署名文章和成功经验,传播了防疫卫生知识。边区卫生处先后编印了军民手册2000份,传染病防疫问题100册,防疫须知300册,防疫传单8种,分发到各地。党和根据地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还举办多场卫生展览,进行卫生宣传。1944年7月17日,陕甘宁边区卫生署在杨家岭大礼堂举办延安市卫生展览会,毛泽东为此次展览会题词“为全体军民服务”,周恩来、李富春、杨尚昆等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整个卫生展览。展览会陈列的各类展览品包括延安市、延安县人口出生及因疾病死亡统计表,边区自造医药及器材代用品、兽医、病理标本,边区药产及显微镜室各部,展品皆以实物、图表、连环画、故事及各种统计对比等形式展出。展览会取得巨大成功,前来参观的群众络绎不绝,展览会至26日到期,又应群众要求移至延安大学继续展览,至31日闭幕,参观者近两万人,群众反映空前良好。

边区政府同时还开展了群众性的卫生运动周活动,进行大扫除,建立和完善公共卫生设施。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根据地为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种痘和伤寒、霍乱疫苗的预防注射。根据地群众卫生运动的开展,使边区的卫生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

三、解放战争时期的群众卫生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不同程度流行鼠疫、霍乱、疟疾、天花和伤寒等传染病,党和政府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健康”的口号下,积极开展传染病的防治工作,群众卫生运动仍然是重要的手段。

1947年夏,东北解放区的西满、东满和北满先后暴发鼠疫,波及28个旗、市、县区,发病30326例,死亡23171例。此时正值东北民主联军进行夏秋季攻势之际,对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威胁。为控制疫情,9月,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发出了《给各卫生机关的防疫指示》,要求各部队进行普遍的宣传教育,发动卫生运动。10月,东北行政委员会也发出了《关于防疫组织及工作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党政军民积极开展卫生运动。1948年1月,东北军区卫生部部长贺诚在军区卫生会议上要求,东北各军“党、政、管理各方面要协同配合,根据不同季节和疾病情况发起卫生运动。利用一切宣传形式,提高卫生知识”。东北行政委员会则成立防疫委员会(后改称卫生委员会),领导传染病防控。1948年5月,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布《关于展开卫生清洁运动的指示》,明确指出:“自入春以来各种传染病又在东北各地相继发生,造成一定人数的死亡,究其原因在于环境卫生的疏忽与预防措施的缺失。随着东北解放区天气逐渐变暖,各地脏物必须及早处理,为此应号召人民群众开展卫生清洁运动,以消灭现在或即将流行的传染病。”

群众卫生运动的形式主要包括卫生防疫宣教、清洁大扫除、垃圾清除以及大规模的灭鼠灭蚤、捕蚊捕蝇等运动。东北解放区的卫生运动成效最为显著。1947年鼠疫暴发后,东北人民政府发动群众,动员家家户户行动起来开展清洁防疫卫生运动,清除垃圾污物,晾晒被褥,撒石灰消毒,捕鼠堵鼠洞。为了消灭各类鼠疫传播媒介,东北人民从1947年至1949年3年间共捕鼠2236万余只,堵鼠洞188万个。为阻止野鼠进村,党和政府还动员、组织群众在村外挖防鼠沟。据1949年吉林、内蒙古、黑龙江和热河等省区不完全统计,挖防鼠沟共达500余万米。1948年2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属的东北铁路总局制定《春季大清扫实施办法》,要求各铁路管理局成立清扫委员会,自3月1日—7日举行为期7天的卫生清扫运动。1949年之后,春季大清扫演变成清扫运动,各铁路局开展的时间已不限定于春季,基本每个季度都会开展。铁路局领导、医务人员、铁路员工、员工家属及周边住民也纷纷参与。东北解放区卫生行政机构通常会举办卫生防疫竞赛,并以奖励的形式来组织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如1948年乌兰浩特市各区举办竞赛,每天检查辖区内各户的环境卫生、捕鼠灭蚤及检诊等工作,每月评比一次,优秀的区由市政府赠送奖旗,各区所辖街组同样施行此法。东北解放区党、政、军还编印诸多的卫生知识,进行卫生防疫宣教。1947年10月15日,东北军区编印的《健康》报发表了《把防疫当作当前的战斗任务》的宣传文章,其后多次刊发诸多有关鼠疫防治的知识。《东北日报》从1948年1月至1949年9月间先后刊登25期卫生专栏,介绍东北解放区各种急性传染病与地方病的有关知识,同时还配以问答形式回复读者来信,就群众迫切关心的卫生难题进行耐心解答,深受东北人民欢迎。东北防疫委员会还组织编写了《可怕的鼠疫》《防疫工作手册》《防疫宣传大纲》等,各地还印制了防疫导报、快报、防疫快讯及宣传小报,共约45万册发放到基层。

上述措施有效控制传染病的蔓延,为解放区党和政府各项事业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

四、新中国时期的群众卫生运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因连年战争的破坏,致使整个国家千疮百孔,广大人民群众面临着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的困扰,城乡环境卫生状况极差。为解决迫在眉睫的人民健康问题,塑造新中国良好对外形象,党和政府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群众卫生运动作为改善卫生环境的主要手段,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

北京、上海等地在解放之初,就开展卫生清洁运动,上海市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共清运垃圾15000吨,清除沙袋泥土3189吨;北京市清除道路堆放的垃圾49万余吨,并进行了大规模的街道清扫,清理藏污纳垢的卫生死角。卫生部门曾联合其他部门开展春季防疫运动,发动群众防鼠捕鼠、防蚤灭蚤、消灭虱子和打扫卫生。天津市于1950年制定了《春季清洁运动计划》,从1950年5月6日至31日止,开展大规模的城市垃圾清扫、清运工作。1951年又制定了《夏季卫生清洁运动计划》,城市环境卫生得到进一步改善。在开展运动的一个月中,共运出积土7万多方,马粪300多车,新建垃圾箱12000个,污水桶8900个,修缮100多处公共厕所,疏通明沟19000多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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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毛泽东为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题词

1952年初,美国侵略者为挽回其在朝鲜战场上的败局,先后在朝鲜、中国东北和华北等地撒布带有细菌的昆虫,进行细菌战,严重危及我国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诞生不久的新中国政权。为粉碎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党和政府迅速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董必武担任主任。毛主席亲自号召:“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中央防疫委员会印发了《防御细菌战的常识》和《防疫常识》等材料,进行有关防疫知识的宣传教育。各地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迅速开展了以消灭病媒虫兽为主要内容的全民性卫生防疫运动。北京市从1952年3月16日开始掀起卫生防疫运动,全市居民在18天中,清除垃圾6万余土方,堵鼠洞35万个,疏浚水沟1万多米,城内几百条胡同铺上石子,或用泥土压平,几乎每条街道都建立卫生委员会,每10户组织一个卫生小组。各地还订立了防疫卫生公约,定期检查公约条文的执行程度,总结经验,展开防疫卫生工作的竞赛。这一运动,在1952年取得空前的成绩,各地清除了多年堆积的垃圾,全国清除了垃圾达7000余吨。北京的故宫清除明清以来的垃圾,沈阳则清除了土封建军阀、日本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垃圾。

在当时背景下,卫生防疫运动是一项保家卫国的政治任务,是在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故被称为爱国卫生运动。1952年12月,中央防疫委员会改称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周恩来担任首届爱卫会主任。从此,爱国卫生运动一直蓬勃发展,先后开展了“除四害、讲卫生”“五讲四美三热爱”“卫生城镇创建”和“农村厕所革命”等一系列工作,城乡人居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多次强调要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2020年2月23日,他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要坚持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公共卫生队伍建设和基层防控能力建设,推动医防结合,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党和政府号召全民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提出“防疫有我,爱卫同行”的主题,开展了“公筷行动”和“拒食野味”等工作,全国各地充分发挥爱国卫生运动的独特优势,广泛发动群众,筑牢阻击疫情的“铜墙铁壁”。

群众卫生运动,是党在卫生工作实践中开创的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在新形势下我们应继承和发扬群众卫生运动的优良传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夯实健康之基。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封礼